京城过年各种停业,而酒饮的消费增加,自然有不少因酒品不好而闹事的案件。
在京城,管理体系要比地方还要复杂。
除了兵马司,一般案件审理是交由在京城的大兴县衙和宛平县衙。
兵马司有执法权,但是没有判决权。
大明虽然属于人治体系,但是在法律方面,早早就将两者给区分开来。
就连锦衣卫,如果没有圣人特别指令,就甭提什么先斩后奏了,抓了人,都要老老实实送去镇抚司,东厂也是如此。
华夏的这种分权制度,在郡县制出现之后,就很快建立起来。
而此时的西方,尚且还处于执法权与判决权都是捆绑在一起,他们要建立起像大明这样的分权体系,那得到十九世纪初。
要论法制,华夏相对于西方,更为成熟,某些方面也更加人性化,当然,终究是人治,阶层决定了律法的适用性。
京城衙役现在主要是调解矛盾,能和解就尽量和解。
以如今京城的体量,真要把人都抓到县衙,那县衙都站不够位置。
律法的实施人性化便是如此,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只要是小型纠纷,不管是衙役也好,还是族老也罢,都是尽力先调解,若调解不能,再闹到衙门去。
可就算是如此,京城两县的县令现在也是十分焦头烂额。
衙役带来的多是醉鬼,而醉鬼是不能对话的,而华夏恰好就是极重视口供作为证据为定罪标准的。
这可是从西周【听狱】发展至今,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口供就是县衙最重要的依据,其他人证、物证、书证,那都是辅助性证据,为的就是证明口供的真伪。
现在好了,原告和被告被带到县衙,没讲两句,就直接摊在地上呼呼大睡,这让县令咋办,只能让对方亲属将人带回去,睡醒了,脑子也是迷糊,都觉得是对方的错。
大多数人还是不至于闹到县衙,可是,就算是一部分,放在京城现在的体量,也不是县衙所能容纳的。
出现问题,那自然要反馈,层层上报,那苦恼的就是金濂了。
金濂在刑部浏览卷宗,在两县县令的反馈下,也发现了一些细节。
两县相比,拥有治安所的宛平县?,数量要远远少于大兴县。
宛平县?管辖是京城整个西边,而大兴县管的是东边。
京城西边还有西城区,那可是京城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而那么大的人流量,案件却比东边少。
这就很不合理了,金濂知道,这两者唯一的区别,那就是治安所。
圣人的景仁宫就在西城区,治安所便是圣人在五城兵马司之中再改进出来的试验部门,其中的衙役,多是通过了文化考试的退伍军人,所主要管理的,正是西城商业区。
金濂想了想,光是坐在这里看卷宗,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一如圣人所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比起坐在值班室不断问询侍郎主事什么的,他也需要去实际看看治安所现在是如何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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