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你还记得那架飞机吗?
加:哪架飞机?
门:就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我们看到的从加拉加斯上空掠过的那架飞机。我记得,我们是在圣贝纳迪诺区的一套公寓的阳台上看到的,当时我们正在那儿聚会。两道红光低低地掠过实行宵禁的加拉加斯的夜空,这座城市彻夜不眠,时刻等待着独裁者垮台。
加:佩雷斯·希梅内斯坐着这架飞机逃跑了。
门:是啊,随着这架飞机的逃跑,委内瑞拉为期八年的独裁统治结束了。请让我向读者交代一下这段时期的情况吧。这很重要,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产生了创作一部描写独裁者的长篇小说的想法。十七年后,经过两次中途搁笔,你终于写出了《族长的秋天》一书。
(那架飞机上坐着独裁者,还有他的老婆、女儿、部长和密友。独裁者当时由于颜面神经痛而脸部红肿,可还在对他的副官大发雷霆,因为在他们踩着绳梯爬上飞机仓皇出逃时,此人竟把一个装有一千一百万美金的手提箱落在飞机下面了。
当电台播音员中断了三天来一直在播放的古典音乐节目宣告独裁统治垮台时,飞机已经飞高了,朝向海上,朝向加勒比渐渐远去。这时,加拉加斯千家万户的电灯,仿佛圣诞树上的蜡烛一样,一盏接着一盏亮了起来。之后,在凌晨淡淡的雾霭和清新的空气中,人们开始狂欢。喇叭声、叫喊声以及工厂的汽笛声响成一片,人们坐在汽车和卡车里挥动着旗子。在国家安全部大厦化为火海之前,人们把在那儿找到的政治犯们扛在了肩膀上。
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拉丁美洲独裁者垮台的情景。
当时,我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两人是一家周刊的负责人,从那一刻起,我们的日子变得特别紧张忙碌。我们去参观了前政权的要害部门:国防部。它好像一座要塞,走廊里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此处所闻所见,一律不准外泄!”我们还参观了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府。
那是一幢古老而高大的殖民地建筑,院子中央有一个喷泉,四周摆满了一盆盆鲜花。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那儿遇到一个老管家,早在另一个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统治的时代,他就在总统府服役了。戈麦斯出身农家,长着一双鞑靼人的眼睛和两撇胡髭,这个年迈的暴君在对其国家实行了近三十年的铁腕统治之后才安静地死在了自己床上。那位管家至今还记得他的将军、将军午睡的吊床以及将军心爱的斗鸡。)
门:你是在和他谈话之后才产生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的吧?
加:不,我是在军政府在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府开会那天萌发这一创作欲望的。也就是说,在佩雷斯·希梅内斯下台之后的两三天,你还记得吗?当时好像出了什么事,我们这些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在总统府接待厅里等着。大约凌晨四点钟左右,门开了,只见一个身穿军服、足蹬满是污泥的靴子、手持一挺冲锋枪的官员两眼朝天走了出来,从我们这些记者中间穿了过去。
门:我还记得他两眼朝天走路的那副模样。
加:他两眼朝天走着,端着冲锋枪,他那双满是污泥的靴子把地毯也踩脏了。他下了楼梯,钻进小汽车,直奔机场,逃亡国外了。
我就是在这一刹那,在那个军官从一间正在讨论如何组成新政府的密室里出来的时候,才对政权、对政权的奥秘有了直觉认识的。
门:几天之后,在我们坐着小汽车去我们工作的杂志社的路上,你对我说:“描写拉丁美洲独裁者的长篇小说至今尚未问世。”因为我们一致认为,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不能算数,它糟透了。
加:糟透了。
门:我记得,你从此开始大量阅读独裁者的传记。你非常惊讶,发现拉丁美洲的独裁者都十分昏聩荒唐。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总会给我讲一个从书里看来的这类故事。下令把黑狗斩尽杀绝的是哪个独裁者?
加:杜瓦利埃,海地的杜瓦利埃博士,人称“博士老爹”。他曾下令把全国的黑狗斩尽杀绝,因为据说他的一个敌人为了逃避逮捕和暗杀,竟变成了一条狗,一条黑狗。
门:巴拉圭的弗朗西亚博士曾经下令全国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都得结婚,是不是?
加:是的。他居然还把他的国家当成一幢房子关闭起来,只许打开一扇窗户递送邮件。弗朗西亚博士这人怪极了,他居然还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哲学家,值得卡莱尔出手研究。
门:他是神智学者吗?
加:不,神智学者是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他让人把全国的路灯统统用红纸包起来,说是可以防止麻疹流行。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还发明过一种钟摆,据说进餐前先在食物上摆动两下,便知食物是否下过毒。
门:那戈麦斯,委内瑞拉的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又如何呢?
加:戈麦斯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直觉,那更像是一种预测未来的能力。
门:他让人宣布他的死讯,后来又突然复活,这跟你这部小说里描绘的族长的情况一模一样。顺便告诉你,我在读《族长的秋天》的时候,就联想到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秉性以及他的相貌特征。这恐怕不单纯是个人看法。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中难道没有想着戈麦斯吗?
加:对拉丁美洲的所有独裁者,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独裁者做一个综合,是我的一贯想法。但是,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其人显赫威严,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毫无疑问,描绘族长式的独裁者,从他身上撷取素材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都要多得多。不管怎么说,二者在我头脑中的形象是一致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就是书中的人物了,后者只能说是一个理想的形象。
门:你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独裁者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比方说,他们的母亲往往丧夫守寡,对不对?这种特点应该怎么解释?
加:我认为,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们母亲的形象主导着他们的生活,而他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是丧父的孤儿。当然,我是指那些大独裁者,而非那些坐享其成、继承政权的独裁者。后者的情况和前者很不相同,而且也很少,没有什么文学价值。
门:你对我说过,你的作品都基于一个视觉形象。那么,《族长的秋天》的视觉形象是什么样?
加:是一个非常衰老的独裁者的形象,衰老得令人难以想象,孤零零地一个人待在一座母牛到处乱闯的宫殿里。
门:记得有一次你告诉我或写信告诉我,这本书的开头描写的是一个非常衰老的独裁者在一个体育场受审判的情景。(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我们俩出席了在哈瓦那举行的对巴蒂斯塔手下的军人索萨·布朗科的审判大会。我认为,这一形象即取材于此。)据我猜测,这本书的开头你写了两次,后来把这个情节废弃不用了。这是怎么回事?
加:长期以来,我在进行创作时,总是碰到结构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是绝不动笔的。在哈瓦那公审索萨·布朗科的那个夜晚,我觉得被判处死刑的老独裁者的长篇独白也许是较好的结构。但是,我错了。首先,这是违反历史真实的:那些独裁者不是寿终正寝就是被人们处死,要不就亡命国外,但从来没有受到过审判。第二,独白可能会使我局限于仅仅从独裁者的视角来进行叙述,并且只使用他个人的语言。
门:我知道,你中止《族长的秋天》而转写《百年孤独》的时候,已经在这部作品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了。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并不经常中止一部作品而转写另一部作品。
加:那是因为我在写《族长的秋天》的时候,还没想得十分清楚,因此不可能做到一气贯通。相反,《百年孤独》我早有创作计划而且已酝酿多年。它再次闯入我的创作日程,而我只须解决一个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全书的格调。再说,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九五五年我在巴黎就曾经中断《恶时辰》而转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后者是一部特别的书,其故事嵌套在前者的故事中,我当时真是被它缠住了。我是一个作家,但是我和读者一样遵循一个准则:要是对一部作品不感兴趣,就会放下。不过,总会有旧笔重提的最佳时间的。
门:要是用一句话概括你这部小说,该如何概括?
加:那是描写权力的孤独的一首诗。
门:你写这部小说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
加:因为我是像写诗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的。开始的时候,有好几个星期我只写出了一行字。
门:你在这部作品中打破了一切束缚,做到了完全的自由:句法、时间,或许还有地理,都无拘无束。有人认为,你甚至在涉及历史时也毫无拘束。我们先来谈谈句法。书中有些很长的段落,中间没有句号和分号,不同的叙述视角交织杂错。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样运用文字来进行创作,究竟有何深刻的原因?
加:请你想一下,如果这本书是线性结构,将会是什么样子:篇幅冗长,比现在枯燥无味得多。相反,螺旋形的结构可以压缩时间,讲述更多的事情,仿佛是把丰富的内容紧紧地塞进胶囊一样。另外,多人称独白允许许多声音加入而不必交代身份,就像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情况,就像加勒比地区大规模的谋反活动,总是充斥着无数吵吵嚷嚷的秘密。在我所有的作品里,我认为这部小说最具有实验性质,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次艺术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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