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多·艾罗塔自始至终都没被叫到法官的面前,但报纸和周刊每天在谈论到腐败问题时都会提到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很高兴彼得罗在美国,黛黛和艾尔莎也在海外开始了她们各自的生活。我担心的是阿黛尔,我想我至少应该给她打个电话。但我很犹豫,我想:她一定会认为我很享受,很难让她相信,事情并非如此。
最后我决定给马丽娅罗莎打电话,我觉得和她方便说话一些,但我错了,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和她联系了,她接电话时口气冷冰冰的。她用一种带刺儿的口吻说:“亲爱的,你真是成果丰硕啊!到处都能看到你的文章,打开任何一份报纸或杂志都能看到你的名字。”她说了自己的情况,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她提到了一些书、文章,还有旅行,让我震撼的是,她已经离开大学了。
“为什么?”我问。
“大学让我很恶心。”
“现在呢?”
“现在什么?”
“现在你靠什么生活?”
“我家里有钱啊。”
但她马上很懊悔自己说的话,她很不自在地笑了一下,主动提到了她父亲。她说这事儿迟早都会发生。她提到了弗朗科,她嚅嗫着说,弗朗科是第一批明白这一点的人:要么迅速改变一切,要么局势会越来越艰难,就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她很生气地说:“我父亲想着可以你通过深思熟虑,这里改改,那里改改,但当做出的改变太少,或者几乎没有改变时,你不得不进入一个谎言系统,要么你和其他人一起说谎,要么你就出局了。”我问她:
“圭多·艾罗塔拿钱了吗?他没做错什么吧?”
她很紧张地笑了一下:
“拿了,但他是非常清白的,他一辈子都没拿过任何不属于他的钱,一里拉也没有。”
然后她又说到了我,几乎是一种生气的口吻,她又一次强调说:“你写得太多了,但已经不能给我带来惊喜了。”尽管是我打的电话,但是她先挂的电话。
马丽娅罗莎对她父亲的双重评价,最后被证实是真的。围绕着圭多·艾罗塔的媒体热潮慢慢消散了,作为一个无辜的有罪者,或者是一个有罪的无辜者,他又把自己关进了书房。我觉得这时候我可以打电话给阿黛尔了。她用带着讽刺的语气,感谢我的关心,她好像比我更了解黛黛和艾尔莎的学习和生活,她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国家真的没办法待了,小人当道,善良的人都得赶紧移民。”我问她,我能不能向圭多·艾罗塔问好,她说:“我代你向他问好,他在休息。”然后她充满敌意地说:“他唯一犯的错误,就是他周围全是些没有底线的新文盲、贱民,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年轻人。”
那天晚上,电视上出现了前社会党议员乔瓦尼·萨拉托雷的影像——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他也被列入了那份人数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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