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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村庄 十 华南茂(第1页)

春明的东莞地图记录了她一路走来的各种身份。十三年来,她在东莞的七个镇生活过,据她粗略估算,搬过十七次家。在偏远的清溪镇,她从工厂文员升到了部门主任,工资涨了五百块。在中山,她加入了直销热的洪流。在广州,她是一名记者,最擅长弄虚作假。在市中心,她跟男友搬到一起同居,还合伙开了个公司——东莞式的一石二鸟——但生意失败,他们的恋情也结束了,她被迫从头再来。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她销售建筑材料。她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在建筑工地和卖涂料、管件、胶水和水泥的建材城里度过。这是个男人的世界,但她应付自如;她喜欢待在户外,不用坐办公室。在我看来,建筑是所有的行业里最世俗平凡的一种,但对春明来说,它意味着自由。

有些地方她住过不止一次,但只有最新的模样才会留在她的记忆里,就像电脑文件更新,会自动覆盖旧版本。一个春天的夜里,我和她乘坐出租摩托穿过虎门区。我们经过一个有八百间客房的豪华酒店,房顶的射灯,发出的红蓝绿光线划着大大的弧线扫过夜空。“我是眼看着这间酒店起来的,”春明说。“里面的水管还是我卖给他们的。”那是七年前,她刚刚进入建材销售业时候的事了。虎门是她逃离发廊之后,无家可归游荡的地方。同时,也是她刚从村里出来,开始工作的地方。

春明在东莞生活了几年之后,把这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她的过去凝注在城市的建筑里,在华丽的酒店的供水管道里;她个人的历史,写在了钢筋水泥和石材上。

一天下午,我跟春明一起去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一处偏远郊区。在一片巨大的建筑工地上,正建设着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将来这里只有世界五百强品牌才能进来,”春明对我说,“就像肯德基,麦当劳这种。”但这个华南商城也搞得她头疼。一家客户抱怨说,她公司卖的涂料有裂痕,要求重新粉刷。当时,他扣下了十四万元的货款不肯付。

Shoppingmalls(大型购物中心)——中文叫“茂”,发音类似摩登的“摩”——是中国零售业的新兴事物。开发商向往着西方购物中心的炫丽和声望,除此之外,基本上就没什么方向了;他们完全不懂在购物中心里,零售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谈到规划,最重要的是造得越大越好。华南商城将覆盖六十五万平米的面积,里面有条两公里长的人工河,上面还有威尼斯式的小船。一份宣传册称这座茂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娱乐主题公园”,还特别提到了一辆过山车,一家IMAX影院,银幕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以及一个天线宝宝教乐中心。

我和春明等着客户的到来。这座购物中心的许多部分已经建起,各自呈现出矛盾冲突的建筑风格。有穹顶,高塔,廊柱;一幢建筑装饰成明显的基督教主题十字架。人行道边的一排广告上写着这座茂的宣传词,每个广告牌上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像是没有答案的猜字游戏。

SPIRIT(精神)

STINK(臭气)

ILLUSIVE(幻影——拼错了)

NATURE(自然)

SPORTFUL(运动——拼错了)

POPPLE(人们——拼错了)

GLORIOUS(壮丽)

“你确定他们不会介意我在这里么?”我问春明。

“你不用担心,”她大声说。“这些人素质很低的。”

正在此时,一个精瘦的小伙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过来,滑动中来了个急刹车,溅得我们鞋上都是土。

“你是穆先生么?”春明略有点困惑。

“是,我是项目经理。”

“那谁是王先生?就是那个,走路有点那个……?”她小心地说。

“他是董事长。”

“啊,董事长。那总经理是黄先生么?”

“没有黄先生。只有王先生。”

春明公司的一个代表来了,带领我们参观。建筑工地是一大片泥浆地,最大的一洼上面铺着木板条。一座又一座的大楼表面裂开很宽的缝隙,有些从下至上贯穿整个楼面。但春明的同事说是工程质量的问题。他说,用那家竞争对手公司的产品粉刷的墙面也同样得返工。

春明点头。“他们只是想赖账罢了,”她迅速得出结论。

她的同事带我们来到一座建筑的角落里。“你看,”他说着,指着地基一处相当明显的裂纹。春明跪下去,用手指戳了戳那个角落。世界上最大的茂就有拳头大小的一块落到了她手上。

她怀疑工程里有腐败。原料价格上涨,许多建筑公司都在偷工减料,拖延债务。在一个鼓励冒险的商业世界里,大家都会扩张过度。我们又转了一圈。春明抬头望着一座高耸向天的铁塔;很快有一天,一辆游乐场的过山车将会载着乘客从六十米的高空坠下。“希望那玩意建筑质量好一点,”她说。客户又骑着单车出现了。“我觉得问题是工程质量,不是涂料,”春明对他说。她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了同事说过的关于钢丝网、混凝土和气泡的话。

承包商难掩为难之色。这座茂的第一期开幕就在两周之后,他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很难实现,但就这里的行事惯例而言,却又完全有可能。“我不管是工厂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完工,就拿不到钱。这可不是几千块钱的事,我们这是几百万资金的大项目。”

僵持中,他们分别拿出手机致电给不同的经理。春明的声音最大。“我已经跟瘸子谈过了!”说到中间时她冒出这么一句。三个人都很年轻,说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很可能三个人这辈子谁也不曾学过一天商业、建筑或是承包。春明转向承包商,冷静地说,“我相信不是涂料的问题。但如果你反对,我会叫我们的技术人员过来。”最终,她的公司同意做些修补,而承包商付了欠款,两周后商城开幕,按时按点。

两年后,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去了华南茂。麦当劳和必胜客的生意火爆,但其余则一片死寂。一共只有几家店,不是关门大吉,就是从没开过张。大多是些空壳子,玻璃门上着链子锁,只有光秃秃的石膏墙,看样子建筑还没完工。主厅里有两块开放区域,里面摆满了充气跳跳床;家长们只需付几元钱,就可以让孩子在里面跳上跳下。这看起来算得上是创新——但却是整个零售业里,商城室内空间利润最低的用法了。

在我看来,华南茂就像是另一座东莞的历史博物馆。建起一座大楼很容易;难的是弄明白里面要做什么。最后,涂料实在是这座商城最微不足道的问题,在午后的阳光里,整个建筑的外观看起来光鲜亮丽。一座茂可以有不止一种的方式走向衰败。

腐败渗透了东莞的生活。街头拉客的摩托车主穿着印有“安全志愿者”的马甲;这种明目张胆的身份造假被用来规避禁止摩托车商业运营的法规。规定说政府宴请规模限于“四菜一汤”,但官员们自有对策,专点价值几千元的海鲜珍品大菜。连考驾照也是潜规则盛行:想开车得在驾校上满五十个小时的课程,但考试当天还得向考官行贿。“每辆车里有四个考生,”一位工厂经理曾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人不给钱,可能四个人都考不过。”

买个假驾照就容易得多了,几年前春明就这么干过。之后她上过几堂课——“我知道怎么往前开”——她想,总有一天她会学会其余要懂的东西。“开车没什么难的,”她对我说。“关键是不要跟人家怄气。”

在她的行业里,拿回扣是常规。为了完成销售,她通常要付给买方百分之十的回扣;这就意味着买家常常比卖家赚得还多。有些潜在客户会直接开口问春明:你能给我多少钱?其他人则更婉转。但从他们的住房和高档车,春明说,你能看得出每个人都在吃回扣。腐败扎根于语言之中。“佣金”这个词,可以指卖家获得的合法收入,但也可以指付给买家的非法回扣。单从语言上看,即便你想,也无法分辨交易的合法与非法。春节的时候,客户会收到红包,还有华丽的名茶、酒和香烟,这些都称为“礼”。我从未听过任何人使用“行贿”这个词。

“太黑了,”春明说。“但是哪怕你自己不这么干,也改变不了什么。”她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质量不合格,可能伤害他人的产品她不卖。如果她是采购方的话,“我不会开口要,但如果有人给我回扣,我不会拒绝。”

一天下午,她提到她哥哥搬到深圳去了。“他在那儿干什么?”我问。

“他干的活不正经,”她说。“他跟别人干……”她犹豫了一下,索性直言。“基本上他干的事不合法。”她哥哥倒卖二手手机。通常这些手机是偷来的,然后换掉键盘外壳,显得像新的一样。春明不怪她的哥哥;他在老家曾试过做生意但无法谋生。

“东莞比你老家更腐败吗?”我问。

春明摇头。“差不多。只不过这里机会更多。”

又有一天她告诉我说,一个朋友的弟弟参加城市的公务员考试取得了很好的分数。我问她什么样的人会想去当公务员。“大老板们需要政府官员帮忙拉关系,”她解释道。“官员们跟公司一起做事。这是一种合作。所以当官只是换一种方式做生意。”她没有提及工作稳定或者社会地位,或是为国家服务的热忱:当官只是通往市场经济的另外一条路而已。这是我听过的,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去当公务员的最一针见血的解释。

春明的老板停好了他翠绿色的丰田SUV汽车,朝着我们俩等待的地方走来。他四十多岁,方脸没表情,戴着眼镜,就是个普通的商人,穿了套灰西装,里面衬件褐色衬衫。他跟春明打了招呼,无视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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