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言情

第20部分（第1页）

，宋庆龄立即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自己又亲自写了一封信，让秘书带上信和一些慰问品，及几本杂志去看望孩子们。宋庆龄一直关心着刘少奇的子女，直到1976年，还嘱咐身边工作人员给孩子们送去物品。

民国老人叶恭绰在“文革”时遭受冲击，陷入厄境。宋庆龄得知消息后，让秘书给叶恭绰送去两百元钱一表抚慰。老人见到这笔钱后，老泪纵横地说：“孙夫人也是靠工资生活，并没有财产，心意我领了，但这钱不能收。”最后，宋庆龄不但让他收下了钱，还在他去世后，帮叶恭绰实现了把自己的骨灰，埋葬在中山陵仰止亭的生前夙愿。

六

人们常说，人生十有###不如意。在常人眼中，宋庆龄像个完美的蛋卵，任何一根厄运的毒针都无法插入其中。然而，个人穿上命运硬性递过来的鞋，舒服抑或难受，只有自己清楚。民国十四年，孙中山逝世时，宋庆龄刚刚三十二岁，对于一个无儿女的年轻女子来讲，一方面她要扛起丈夫生前高举的大旗，同右派分子作抗争，另一方面还要与悲伤、孤独为伴。

更使宋庆龄感到愤慨的是，当她正在苏联与斯大林谈判、寻求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之时，美国及一些国家的报纸上却风传宋庆龄与陈友仁打算结婚，一起在莫斯科私奔了。

宋庆龄感受到了天大的侮辱，脖子上的神经性顽癣也因受到刺激发作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有时到她的房间里聊一会儿天。但这位秘书有个心胸狭窄的爱人，在个别好事者的挑唆下，大闹一场，气得宋庆龄从此后立下规矩，任何男人不得进她的二楼卧室。

“文革”期间，宋庆龄最为信任的朋友，在上海担任副市长的金仲华被迫害致死，这给她带来极大愤懑和悲伤。

。。

宋庆龄—无从复制的风华（5）

1966年8月，一些无知的人把宋庆龄父母的坟墓掘开砸烂了。宋庆龄得到消息后，气得双手颤抖，手脚发麻，她悲愤地说：“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父母生了子女，到了子女这一辈，父母的尸骨被人挖掉，真使人心痛啊。”她讲着讲着泪流满面。

虽然父母的墓在周恩来的关心过问下，得以修复，但这次掘墓给宋庆龄带来的刺激和伤害不可能被痛快地埋进土里，而是同脖子上的神经性顽癣一样地长在了心房的房壁上。

1981年5月29日，八十八岁高龄的宋庆龄在后海北沿46号寓所逝世。

宋庆龄故居大院每天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被缓缓降下。这面仅小于天安门广场一号国旗一个号，与新华门前的二号国旗一个规格的共和国国旗，在这里随宋庆龄飘扬了十八年。

在一个人的居家院中，悬挂国旗，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除了宋庆龄，别无它例，这是一个国家给予她的至高无上的荣誉！

七

从宋庆龄故居西旁门出来，已是傍晚时分，顺着后海沿马路一路南行，不知不觉就到了前海的酒吧一条街。光怪陆离的灯光，嘈杂刺耳的音乐，使白天还安安静静的湖面瞬间摇头甩尾地咆哮起来，俨然成了一个叮咣作响的大酒缸。就在酒缸沿上，新建了几座富丽堂皇的四合院。朋友对我说，这是为当今的“贵族”们量身打造的，价格不菲，贵的要上亿。

“贵族”？难道只要坐宝马、开奔驰，天天出入五星级大酒店，手里有着花不完的钱，就是贵族？

真是社会越是缺什么，就有人越是吆喝什么！要是连他们都贵族了，那宋庆龄这样的人该被划入哪个阶层？

想到这儿，禁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　想看书来

丁　　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

北京的胡同是老百姓们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因此，骨气铮铮的胡同，宁愿流作一条汩汩的下水道，也不愿变成一道贴金砖的巍峨长城；宁愿光着脚拎酒壶串走各家各户，也不愿黄袍马褂高坐庙宇之端。

然而，当旧时北京的烧酒胡同矜贵地改称为韶九胡同，内府库胡同讨好地变名为纳福胡同，贤孝牌胡同被矫情地唤作先晓胡同，这些胡同，便一个个无不由新奇沦为平庸；由活泼流为俗气。过去与百姓居家过日子贴心相处，随处可刮起市井民风的劈柴胡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改成今天的辟才胡同了。

一

1924年夏日的一天，初到北京的丁玲，与曹孟君一起住进了西城劈柴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这年她刚刚二十岁。

北京的天，蓝得有些刺眼，白云像老百姓晾在院里的一床床白棉絮，在空中一耸一耸地挪动，骆驼三五成群，穿过古城的街巷胡同，撇下零散而不成气候的铜铃声。

丁玲的同室好友曹孟君正在与左恭谈恋爱，左恭与胡也频同住在一个公寓里。跟着曹孟君去左恭住处串门的丁玲，就此认识了胡也频。

两年后，他们在沙滩银闸公寓同居了。

这是一处极其简陋的学生公寓，三合房，长长的。丁玲除了每天在家读书，也隔三差五地去北京大学听听课。在此之前，他们曾在西山脚下碧云寺附近的一个山村里居住过，靠丁玲母亲每月从湖南老家寄的二十元钱维持生活。

这时的丁玲，追求生活解放、个性自由，是标准的社会愤青。她认为一对青年男女，只要真心相爱，两个人搬到一起住不就得了，用不着托媒人、下彩礼、进教堂、大红灯笼高高挂，甚至连婚姻登记都多余。

丁玲虽然没赶上五四运动，但她的一些思想，显然比五四时期的一些革命者更激进。受五四运动的感召，性情激昂的丁玲，于1922年入陈独秀办的上海平民女子学校。1923年就读了上海大学中文系。1924年来到北京。

胡也频，原名胡崇轩，福州人，1903年出生，1921年入天津大沽口海军预备学校，1922年因学校停办来到北京，与项拙、荆有麟为《京报》合编副刊，从1926年起，开始用胡也频的笔名发表作品。

丁玲后来在文章中，把胡也频比作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是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

从1926年10月起，胡也频的稿子有了出路，每月能收到二十元稿费。到这时，这两个青年组成的小家庭，总算有了生活来源，结束了吃上顿没下顿、靠亲友接济的困顿生活。

二

1927年秋天，丁玲与胡也频搬到了北京沙滩汉花园公寓二楼10号，与他们同住一个宿舍的还有沈从文、戴望舒。

那是一栋极不相称的“口”字形的小楼，从走廊里走进去便是天井。虽说这里的条件比银闸公寓好多了，但室内除了一张硬木板床和一张桌子外，没有更多的陈设，四周墙上还糊了许多报纸。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居室环境中，丁玲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梦珂》脱稿后，以“丁玲”为笔名寄往上海《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对《梦珂》极为欣赏，小说发表在当年12月10日的《小说月报》18卷12号上。

同年冬天，丁玲完成了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背叛封建礼教，怀着对个性解放的憧憬，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大胆走出家门。但是，在大革命失败的阴霾下，她的理想只能走向幻灭。

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文中说道：“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来在汉园公寓，仍然又一同住到那个公寓的楼上……。那个时候，《梦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页两页摆在一小写字桌上，间或为熟人看到了，问这是谁的文章，打量拿到手看看时，照例这女作家一句话不说，脸儿红红的，轻轻地喊着‘唉、唉，这可不行’！就把那几张草稿抢去，藏到她自己那个装点信件一类的抽屉里面去了。若是好奇一点，无意地问着‘这莫非是想作第二个冰心的人写的’？那一面一定将说‘没有的事，文章自然是你们男子做得事，女人哪里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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